国外投资基金按照形式的不同，通常可分为信托制、公司制、合伙制和合同制。我国引进投资基金制度的时候，因为缺乏信托和有限合伙制的法律制度安排，而公司型基金因为未能处理好与公司法的关系而难以发展，合同型基金又不能体现基金财产独立等特征，故折中采用了“契约型”的概念。但随着这些年我国基金业的不断发展，缺乏法律理论支撑的“契约型基金”碰到了一些问题，如基金性质不明和当事人关系含糊等。本法在起草过程中，考虑到契约型基金以信托原理为基础，草案将其正名为“信托制基金”。但是本法最终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直接作出规定，而是通过两种方式体现：一是，针对我国现有的基金主要是契约型基金的实际情况，本法的规范主要体现的是契约精神，这实际上排除了对其他类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调整；二是，鉴于公司制基金是国际上一种比较普遍的基金形式，本法对公司制基金也留了口子，其第一百零二条规定：“通过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，设立证券投资公司，从事证券投资等活动的管理办法，由国务院另行规定。”这既为其今后发展留下空间，也为资本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创新留下了余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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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除了上述几个方面，本法还重点对基金的募集、基金的信息披露、监督管理等进行了规定。从以上情况来看，本法在证券投资基金领域已搭出了一个比较科学、符合实际的基本法律框架，但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遗憾之处。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在本法中已经回避了，诸如对“证券投资基金”的法律界定问题、开放式基金申请短期融资的问题、公司型基金问题和向特定对象募集基金问题等，这有利于本法的顺利出台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本法作为证券投资基金业基本法虽有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，但也免不有所折扣，而这恰恰是受现实情况所囿，而非理论和立法技术的欠缺。相信这部新法会给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，相信随着市场的发展、实践的丰富和认识的进步，我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也会与时俱进。